年底，中国武汉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急性传染病随后快速传播开来，像历史上的每次疫病一样，对人民的生命健康产生巨大危害。国家把此次疫病定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防控，实行最严限行令——封城，来阻断病毒的传播和扩散。
国家卫生部门防控疾病，就像人体的免疫系统抵御外邪一样，怎样有条不紊的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病？这是一场战役，在人体和病毒之间，中华民族和传染病之间同时进行。
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危难时刻，总有挺起脊梁者，不顾个人安危，舍生取义，为了种族的延续，为了国家的强大，为了民的健康，奋勇直前。这些人逆流而上，走进隔离病房，冒着被传染的生命风险，冲在抗击病毒的最前线，他们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新型冠状病毒斗争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
笔者得知疫情爆发后，立即向上级申请驰援疫区，将作为国家中医医疗队成员，和各位战友一同竭尽全力，抗击疫情。
战争，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我们来看看两种不同文化体系演化出来的中西医两大医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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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生命的不同角度
东西方两大医疗体系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大家都知道，西医学有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从实体结构、生命物理学、生命化学来解析人体生命运行的规律，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解剖观测基础上，进而向微观运行机制研究下去。
中医是如何研究人体的呢？《黄帝内经》有云：“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
“论理人形”是研究形体，“列别脏腑”，是剖而视之，这就是中医的解剖学，甚至从食道到肛门长度的记载和现代解剖学完全相同，在此基础上，中医向各个方向发展。
外科方面，在《灵枢》的九针中，有很多针具就是用来切割的，可惜的是，很多外科技术失传了。
而中医内科，则在形体的基础上继续向宏观整体的方向研究。古人认识到形体研究对生命的认识是有限的，进而端络经脉。
中医的经脉直到现在也没有在实体研究上取得任何成果，但在临床应用上确有疗效，并传播到全世界。美国现已用针灸止痛替代副作用极大的阿片类药物，并纳入本国医保。从现代物理学角度看，古人的经脉之气所说的是从能量角度来观察生命。
那么后面的“会通六合”是什么？
“六合”指天地、宇宙。人体的能量场是受天地宇宙的能量场影响的，其间互相沟通的是信息。
正如《黄帝内经》所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中医学把人放在天地、宇宙的坐标当中去研究，人是天地的产物，时令不同，感受邪气不同，人体发病亦不同，传染病即是按照季节流行发生的。治疗传染病，在辨证论治的同时，要找到导致人体发病的节气原因，此为审时求因，用以预测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这在《黄帝内经》体现于“七篇大论”论述的五运六气学，也可以说是时间辨证医学。
可以说，中医是从神、气、形三个层面来研究人体，也就是信息、能量、物质三个层面。而现代医学建立在物体观察角度，大部分停留在形体的微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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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治疾病的不同思维模式
1诊断方法
中医的望、闻、问、切，西医的视、触、叩、听，同样都是在通过观察人体外在的表现进而探知人体内部病理变化。
中医在阴阳理论的指导下，知外揣内，进而探知机体的失衡原因。按照表里部位、寒热属性、虚实性质来定性、定位诊断，进而给出宏观补虚泻实的治疗原则。
西医则是向现代检查仪器探求数据指标，结合症状体征来判断机体的病变，进而给出局部微观的对症治疗。
现代医学影像学检查的进步，依赖于检查仪器的进步，我们中医是否可以同样借鉴？作为望诊的延申，胃镜是否可以看做舌诊的延伸？胸片可以直观看出肺部的病变，中医临床同样可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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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理念
中医学认为，治病之道，无非调和阴阳，扶正驱邪。
怎样扶正？顺其势，顺应人体正气驱邪的方向。
怎样驱邪？逆其性，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恢复人体自身的动态平衡。
在调整人体失衡状态的同时，就是在扶正。针对病毒性疾病的治疗，重在帮助机体免疫系统逐渐增强，产生自身抗体，而不是针对病毒的干扰和阻断。所以，在中医眼里，我们不看病毒本身，而是看病毒侵犯后人体作出的反应，帮助人体的抵抗机制，给它粮草，并帮它开辟驱除邪气的道路。
因为病毒侵犯人体是一个免疫识别和战争的过程，免疫系统首先要识别这个人体从没见过的病毒，然后尽量阻击不让扩散，自我组建部队形成特异性抗体，然后针对病毒进行绞杀。这个过程就是人体发病到痊愈的过程，如果人体抵抗太过强烈，免疫过度，就是战争太过激烈，以至于严重损伤人体，就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或者免疫低下，不能有效的组建部队进行抵抗，或者不能形成抗体导致病毒泛滥，也会导致死亡。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量调节人体在与邪气战争中的动态平衡，扶正祛邪，帮助机体从病态的失衡逐渐到达健康的动态平衡。也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谨察阴阳之所在，以平为期。”
中医学把人放在天地的坐标系中，认为是大环境的改变导致病毒的传播，当人体受到病毒侵袭时，我们应该帮助人体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病毒，也就是扶正。给邪气以出路，就是驱邪。正所谓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
治疗不止改善表面的症状或指标，治病要求本。一辆汽车油箱缺油报警，不去加油而只是把报警线路中断，就和疼痛疾病单纯止痛是一个道理。同样一个炎症，血象白细胞增高，中医还要辨寒热虚实，而非单纯的抗生素治疗。
中医学是调整人体的整体状态，把人体能量场从失衡状态调到平衡状态，《伤寒杂病论》的三阴三阳就是把人体分为六种状态，这个调整过程就是让机体自身恢复的治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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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两个医学体系的认知
在现行的学院教育下，早期的我对中医充满了迷茫，认为西医的量化、直观，更直接，更容易接受。但随着中医师承的学习，逐渐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发现了西医认识的局限性，很多疾病病理机制能够明确，但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
人体是复杂的多系统调节机制，单纯局部对症治疗不能解决整体大环境病变的根本问题，只对一个系统治疗很难改变全局。
随着临证阅历的增加，学识的丰富，认识到医学应不分中西，就像东西半球都叫地球，左右手要一起才能更好的工作，虽分工不同，但必须协调工作。我们的医学也不能分割为中西，而应该叫医学。虽然各有作用，但要协调一起才能更好的治疗疾病，用微观病理机制观察验证，宏观方法治疗调控，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所谓的高低之分，其实是认识疾病，解决疾病的水平高低不同罢了。
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是在中医整体观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吸收西医的检验指标作为参考，应用更为先进的治疗手段。例如：重症呼吸衰竭，体外呼吸机的代偿；肾功能衰竭，血液透析的应用，这些支持替代疗法对维持生命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曾多次会诊重症病人，一位院内重症呼衰、不明原因发热的80岁女性患者，反复高热，以白虎汤一剂，而病人神清热退。
初诊
二诊
一位80多岁女性患者，医院诊断为混合性结缔组织病，使用单抗后出现再障三系低下，反复输血，继而出现心肺肝多脏衰，被告病危，让家属准备后事，抱着对我信任的决心，坚持来京治疗，从上海坐救护车来我院住院，入院后又出现继发性血色病、低蛋白血症等。我和肾病科赵丽大夫（协和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合作，以中西医结合且针药并用，治疗三个月康复。至今已经四年，老太太每年拄着拐杖从上海来京感谢。
一例灾难性抗磷脂抗体综合征患者，坚持针药并用，存活超过十年，协和、北医的西医同仁都认为是奇迹。
这都是中西医结合，坚持中西医并重，以中医为主导的临床思维模式应用的效果。
以毛主席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大力支持中医，解放初期西学中热潮是建立在中医的疗效基础之上的。
我的母亲王庆侠教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医院中医科工作，医院中医科主任史济招教授就是西医学习中医，成为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
史教授在临床擅长治疗肝病的同时，对妇科、内科杂病疗效也非常好。她非常善于思考，在临床对疾病观察中，发现很多疾病病因不清，但是检查肝功能都不正常，肝脏的解毒功能都不好，同时病人的免疫功能，IgM、IgA、IgG、这些免疫指标都下降。就此提出了肝脏功能如果不好，免疫指标下降，就会在临床上出现很多的内科疾病。这就是中医说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比如荨麻疹的病人，检查肝功能不正常，临床治疗就要兼顾对肝脏的治疗，应用逍遥散加减，疗效显著。她认为气虚功能低下是很多疾病的发病机制，常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很多疾病，效果都很好。
她自己还发明了一个“活血片”。医院的协定处方，临床常用。她在临床发现有很多占位病变，比如乳腺增生、子宫肌瘤等等，还有些肿瘤疾病，检查发现肝功能都有问题，同时发现肝功能不正常的病人也很多有占位性病变。所以在临床上擅长用补中益气汤加上活血片，扶正攻邪，活血化瘀，大部分疾病效果都很好。
小时候经常去史奶奶家里玩，她老人家曾经摸着我的头和我说：要是将来学医，我带你。可惜我长大学医了，史奶奶已经走了，但她的中西医结合的思维深深影响着我。用西医的微观指标观察，中医的宏观治疗调控。
还有中医科主任祝谌予教授，师承京城名医施今墨先生，也非常注重中西医结合，现在我母亲的中药处方里还能看到“对药”的影子。
医院西医中医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医院神经内科一位医生好友，失眠时也会来找我针灸，而我遇到神内的一些问题也经常向她请教，这就是中西医的融合。
笔者临床中，在西医明确微观病理机制，中医宏观辨证应用中药、针灸手段治疗下，多例间质性肺炎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明显，慢性萎缩性胃炎、各种肿瘤疾病、皮肤病、内科多种疑难杂病效果显著，尤其是外感病，小儿感冒，急、慢性扁桃体炎、变异性哮喘，大多临床治愈，以至于全国各地来的病人纷纷来诊，门诊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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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疾病的治疗
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所主导的医疗，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西医针对病毒，而中医从宏观的角度调整人体整体的运行机制，看的是人。
人体是一个高度智能的整体，病毒入体，人体免疫系统在识别对抗病毒的同时会出现机制紊乱，表现出外在的症状。基于症状，帮助人体扶正祛邪，使机体恢复正常的运转，使得病毒失去了继续利用机体的能力，也就是人体自身抗体的产生。顺从人体抗邪的趋势，帮助他战胜邪气，这就是中医的思维模式。
从建国以后两次大型传染病的诊疗过程就可看出中西医治疗的区别。
年流行性乙型脑炎
早在建国初期，河北省石家庄市爆发流行性乙型脑炎，当时西医还没有特效治疗药物，只能对症支持治疗。故患者可在短时间内死亡，即便抢救成功也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留有精神障碍、癫痫、痴呆等后遗症。病患死亡率高达50%，致残率较高。发病患者伴有高热、神志昏迷、意识障碍、肢体拘急甚至抽搐等表现。
中医经典古籍中没有所谓“乙脑”的记载，但从乙脑的发病节气、以发热为主症且具有强烈传染性等临床表现来看，乙脑应该属于中医“温病学”中“暑温”的范畴，郭可明老中医团队经研究确立“清热，养阴，解毒”的六字原则，以白虎汤和清瘟败毒饮为主方，重用石膏。
年，在这种治疗方案的指导下，经中西医合作治疗的34名乙脑患者无1例死亡，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年的治疗也获得了90%以上的治愈率。
石家庄地区郭可铭老先生因为攻克石家庄乙脑获卫生部肯定，卫生部向以郭可明为首医院乙脑中医治疗小组颁发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部级科技进步甲等奖。
年，一位援华的苏联专家不幸罹患乙脑，病倒在北京。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邀请郭可明先生来给苏联专家治病，并委派卫生部中医司魏龙骧教授及西医专家林兆耆教授共同参与治疗。当时患者高热昏迷，痰声漉漉，昏不识人。
郭可明先生以白虎汤加人参、安宫牛黄丸、至宝丹加减为主方，连续治疗7天。患者逐渐清醒，可以自主进食，并能够坐起身跟医生打招呼，用俄语问候“你好!”“谢谢!”“再见。”
李德全部长接到治疗效果汇报后非常高兴，他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并称赞说：“中医不但治疗乙脑有效，对乙脑的后遗症治疗同样有效!”因此毛主席接见郭可明先生并握住他的手说：“了不起啊，了不起”。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并将领奖时的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上。卫生部决定向全国推广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并向世界公开。
年，北京也爆发乙脑，周总理组织了以蒲辅周先生为首的小组研究此次问题。蒲辅周先生亲医院医院的会诊，提出“暑温有偏热、偏湿，伏暑，暑风和暑厥的不同，不能死执一方、一法、一药”。拟定了辛凉透邪等八法，随证选用三仁汤、三石汤、二香汤、橘皮竹茹汤、千金苇茎汤，五个加减正气散等多方，取得确定疗效。年9月，蒲辅周、沈仲圭等老师发表《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施治的一般规律》。
在随后的科研中，研究人员发现无论是白虎汤的组方应用还是味药石膏，都没有杀灭病毒的作用，推测中医治疗乙脑病毒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病毒，而是应用其他机制。
由于笔者和郭可明老先生的孙女郭媛都是温病学家刘景源教授的弟子，得以看到很多当时的病案。郭老用白虎汤，在实际应用非常灵活，一个病人不同时期用药截然不同，不同病人用药也不相同，而且加减变化非常灵活，就是白虎汤的甘草也换成山药，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圆机活法。令我心悦诚服！
年非典
年的非典许多人记忆犹新。SARS病毒属于冠状病毒，其传染性强，症状严重，远超一般冠状病毒疾病，此前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现过，其起源地是广州。临床表现为急性起病，持续高热咳嗽，伴随全身症状与呼吸系统症状。以发热为首发症状，继而出现咳嗽咳痰，随着病程加重。在10~15天左右达到高峰，出现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呼吸困难，咳嗽加重，其发展迅速，很容易引起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导致远高于其他冠状病毒疾病的致死率。
除了对症治疗与支持治疗外，直到目前，西医尚未有针对SARS的特效治疗药物。SARS发生时，当时的治疗指南SARS要按照甲类传染病进行上报，对患者和接触人员进行隔离治疗和观察，对患者补液、吸氧气、物理降温等治疗。对于急重症出现呼吸衰竭患者，给予机械通气支持。高热三天以上，或者48小时内胸片肺部阴影面积扩大超过50%，或者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时可使用糖皮质激素，但这往往伴随着较重的副作用。
在SARS后期，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批示：“抗击非典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
中医介入治疗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在缩短平均发热时间、改善全身中毒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降低重症患者病死率、改善免疫功能、减少激素用量、减轻临床常见副作用等方面有明显优势。很多后期参与治疗的中医同仁因对非典有巨大贡献都受到国家的表彰。
非典结束后，我们进行了研究，发现面对冠状病毒类急性传染病，中医的宏观治疗与西医的对症支持不能分割，缺一不可，所以SARS不应有中西之争，而是携手并进。中医辨证用药加上西医支持治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减少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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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冠状病毒类疾病的思考
疫病的发生，是天灾，也是人祸。当季节时令适合传染病的传播时，人类又去主动招惹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疾病就此发生。虽然我们能够战胜这场疫病，病人也必将转危为安，但这场从有生命以来以来就有的战争，必定还会持续下去。
在长期的战争中，我们不太可能消灭这从远古时代就存在的几乎和生命同时诞生另一种生命形态。更多的时候，我们之间是一种平衡状态，每个物种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化已经和病毒达成了和解并刻在每个物种的遗传信息基因里，成为一种共生状态。
如果我们人类还继续侵犯被人类挤压到几乎灭绝的野生物种，那么他身上携带的病毒对人体就是新的入侵者。本已经在和病毒形成平衡的野生动物体内是共生关系，但到人体内则是毁灭性的敌人。我们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对这种病毒没有基因表达，和他战争到和解的过程也许很长，这就会以死亡大量的生命为代价。而且在人类的生命周期里，都不一定能演化出这种平衡机制，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
《黄帝内经》云，“谨察阴阳之所在，以平为期”，
《道德经》云，“不知常，妄做凶”。
大自然自身有很好的平衡机制，这就是生命体系的常态，过度索取，打破平衡，这就是“妄做凶”，人类也就凶多吉少了。
我们人类不要过度索取自然，地球是一个共生的生态圈。每个物种都有它生存的权利，维持这个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物，不要扑杀食用，这是多种病毒给人类的警示。
对病毒性疾病的治疗上，西医学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