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心理辅导 http://www.xftobacco.com/m/在中学语文课上，我们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后世，通常就以“世外桃源”来称呼理想中的与世无争的好地方。在我们的传统汉语中，“世外桃源”就是最能与西方舶来品“乌托邦”对应的一个词汇。当然，这种对应终究不是对等。中国的“世外桃源”基本上都停留在文人的浪漫想象中，而西方的“乌托邦”多数时候都被视为一种严肃的社会改革蓝图。要理解《美丽新世界》，就不得不先了解下西方的乌托邦文化。所谓的反乌托邦，其实仍是乌托邦发展脉络的一个分支。16世纪，托马斯·莫尔写了一部名叫《乌托邦》的小说，以旅行游记的形式，写了一个乌托邦岛上人们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中，托马斯·莫尔首创了“乌托邦”这个词。它的英文是“Utopia”，据说，是从两个希腊词转换来的，其中一个的意思是“好的地方”；另一个的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因此，当时乌托邦的含义就是指“不存在的好地方”。托马斯·莫尔当过律师、大法官、议会议员，甚至为了反对亨利巴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但后人从来不把他当做文学家，《乌托邦》也几乎不被当做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的作品。这就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一个重要区别。当然，如果不考虑“乌托邦”这一名词的首创，“乌托邦”思想的首创完全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的名声要比《乌托邦》大得多，对《美丽新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在《美丽新世界》，采用大量的对话来展示整个世界规则，其实就类似于《理想国》中的对话体。在托马斯·莫尔同一时期，还有一批人写了类似的作品，比如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哈林顿的《大洋国》。他们都是借助想象来描画一个不存在的好地方。但在此之后，主要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了一批后来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熟知的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虽然，恩格斯将这些人戴上了“空想”的头衔，但实际上，他们与托马斯·莫尔这一代人完全不同，而是对改造社会抱着极大热情的实干家，并不是写写字而已。恩格斯也好，马克思也罢，当时之所以要贬低他们，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那样一个理性至上的年代，说自己是科学的，就是说自己是真理的，而与自己对立的，无疑就是错误的。我记得，我读小学时，就盛行这么一句话：“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中文翻译过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中的“空想”和“乌托邦”其实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翻译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样，就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捆绑在了一起。由此也能解释，为何后来出现的反乌托邦作品，几乎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尽管只是一些花式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好地方。但在近现代的乌托邦文学中，这些现在不存在的，通常以未来存在的面目出现。因此，乌托邦文学就成了一类展现文人对未来欢喜忧戚的作品。这些对未来的或乐观或悲观的展望，当然不取决于文人个人的情绪，而是来自对社会的观察。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掀起了各种名目的社会的改革运动，其中，既有像巴黎公社这样失败的，也有像十月革命这样成功的。但失败也好，成功也罢，这些运动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侵犯了西方人骨子里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所以，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无论实行何种主义与统治策略，都带有对自由意志的压迫。在《一九八四》，用惩罚来管理人民；而在《美丽新世界》中，则是用享乐来统治人民。前一种统治，是自古有之的，暴君和独裁者的惯用伎俩；而后一种的统治，仅属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美丽新世界》，也存在于我们的现代社会。奥威尔担心人类会毁灭于自身所惧怕的东西，赫胥黎则担心人类会毁灭于自身所喜欢的东西，显然，后者更贴近我们当下的消费社会。年轻时的赫胥黎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阶段，生产出来的东西很有限，这些东西自然由那些有权有钱的人拿去享用了。普通人家既无力购买，也觉得不需要那些绫罗锦缎、雕花木枕，簪花铜镜，衣服穿粗麻布衣就好；枕头拿捆稻草就好；照镜子去水边就行了。人活下来就不错了，哪那么多讲究。但是在生产力发达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丰盛，除了一些奢侈品外，普通人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并且不断向原来的奢侈品领域进军。即便是我们现在的低保户，生活水平也要远胜于三皇五帝。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准，也不亚于千八百年前的高官大员。表面上看，生产力的提高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但赫胥黎并不这么看，一些社会学家也不这么看，背后还潜藏着危机。平常，我们总能听到这么一个缩写词——GDP，展开来解释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总值涨跌，牵动着14亿国民的神经。数值大涨，举国欢庆；干掉美国，普天同庆。但在这个“生产”的门面背后，与之息息相关的是“消费”。在现代社会，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如果没有消费的牵引，生产力就发展不起来。生产出一大堆东西，没人买的话，就不会有后续的生产，更别提发展生产力了。所以，在疫情的爆发期过去之后，各地为了抓紧复工复产，除了对企业的扶持之外，也推出了大量的消费券；而当特朗普叫嚣着打压中国的出口产业时，我们就开始重视国内需求，拉动国内的消费。因此，一个国家能发展到何种程度，不仅要考验生产力，还要考察他的消费能力。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这种消费主义就得到了非常极端化的呈现。虽然，我们在现实中总是强调过犹不及，中庸之道；但是作为文艺作品，过于温吞的表现就缺乏一种艺术的冲击力，更何况是在这么一本天马行空的反乌托邦小说中。在《美丽新世界》中，对国民的消费控制几乎所无不在。比如，小说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孵化中心利用巴甫洛夫的方法，让低种姓的人对鲜花产生恐惧感和厌恶感。方法就是，当一群婴儿出于原始本能正对手上的鲜花爱不释手的时候，就会用巨大的噪声和电击来吓唬他们，如此反复多次，从而让鲜花、噪声、电击融为一体，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阴影，形成对鲜花的“本能”反感。养育室之所以要这么做，只是因为看花不要钱。鲜花，通常是与自然风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热爱花花草草的人，必然也热爱山野风光。但是，在《美丽新世界》的规则中，这种对山野风光的热爱，不仅会使工人工作怠惰，还会影响国民消费。于是，养育室就抹除了这种审美本能，而为了促进消费，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热爱田间运动的“本能”，同时，这些运动又得消耗精良的器材。说到底，《美丽新世界》描绘了一个“买买买”的社会。我们不能否定现代社会中消费的重要性。没有消费，就无所谓发展。但是，现代社会的消费其实隐含着对自由的盘剥。或许，你会觉得自己可以买这个，可以买那个，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不正是一种自由的体现么？但实际上，你的消费欲望在产生之前和之后，都落入了商家布置好的局子中，你的消费欲望被无所不在的广告控制着；有时候，你对某类商品毫无购买欲的时候，这类商品中某个品牌，依靠狂轰滥炸的广告已在你心中树立了形象，而当你某一天打算购买某类商品的时候（甚至就在看到广告之后），这个强大的广告效应就会引导你去购买它；而另一些时候，当你打算在电商平台购买某一类商品的时候，充斥眼前的无非是广告，即便你打算再看看评价、售货量，也可能是不知真假的广告，乃至个别店铺在购物页面的展现位置，其实也是花钱得到的。所有这一切安排，无非是为了让顾客购买。那么，在消费购买的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在购买物质形态的商品吗？当然不止于此。不然，何必找那些明星代言？直接拍商品就好，再加几句功能旁白。现代人的消费，不仅是为了获得生理上的满足和生活上的便利，还要达成由之而来的精神上的满足，甚至只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或只是虚荣心）。现代商品，五花八门，品牌纷繁。这些品牌形成了一个金字塔体系，与我们社会的高中低阶层恰成对应。于是，这些品牌符号就成为了身份阶层的象征；比如我们相对耳熟的阿尼玛、香奈儿、LV等等。尽管，拥有者未必有着与之匹配的真实阶层，但重要的是旁观者会把他们误认为上层社会，给予他们想象性的满足。当然，这种高端品牌通常与昂贵的价格捆绑在一起。如果，价格是普通人都能接受的，就无从区分阶层。然而，这种高端品牌终究是少数，而在某些商品领域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高端品牌，比如像洗洁精、洗衣粉之类的日用品和碳酸饮料、薯片之类的零食。这个时候，商家就要在广告中塑造一种足够吸引人的生活图景，即更适合广大群体的中产阶级图景。比如，宽敞的厨房、漂亮的妻子、明亮的洗碗槽，就是洗洁精广告的必要背景；再比如，绿意盎然的庭院、顽皮嬉闹的孩子、贤惠温柔的母亲、再加一只闪光的金毛犬，就能拍一个洗衣粉的广告。这些零碎的日用商品，借助反复播出的广告，就嵌入了人们对生活的想象图景中。马尔库塞曾将人们在消费中的需求分为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但我认为，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之间的界限其实是模糊的。第一，社会大环境影响需求。饥荒年代，一碗野菜就是你的真实需求；但在当下，你的真实需求肯定不是如此，可能是海底捞、烧烤、火锅等；第二，社交处境影响需求。独自在家，随便叫一份外卖就是真实需求；与三五好友一起，无论如何都得找一处有氛围的馆子；第三，社会阶层影响需求，富商董事，出门必是奔驰宝马顶配，低层民工，骑个毛驴也绰绰有余。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影响真实需求的因素，性格、经济、爱好、品味等等。真实需求既然无法确定，虚假需求也就无从谈起。或许，还有人坚持着无问西东的本心，但这个本心经过消费包装之后，不知是否已窒息而死。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知不觉中成了令人疲惫不堪的消费之旅。所谓的“需求”，其实不是关系个人，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系统。社会不断发展，必然需要不断扩大个人的需求。换言之，不是你需要什么，而是社会需要你需要什么。（如果你不喜欢，也可以把“社会需要”称为“社会诱骗”）文/未名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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